东西问｜任雪莉：“藏礼于器”“藏礼于饰”，东西方如何以“金”追“礼”？ - 必赢官网

“藏礼于器”的中国吉金青铜器与“藏礼于饰”的希腊化时期黄金器物，尽管风格迥异，却共同承载着东西方古代先民相似的精神追求，成为安放信仰、确立身份、记录生命仪轨的重要载体。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东西方不约而同地选择贵金属作为礼制与精神的载体？中国吉金与希腊黄金在实际运用、审美偏好及制度体现上又存在哪些差异？将这两类贵金属文物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比较，又能为我们理解文明的传承与交融提供哪些洞见？近日，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任雪莉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东西方为何不约而同地选择贵金属作为礼制与精神的载体？

任雪莉指出，陕西历史博物馆近期推出的“文明以止——希腊化时期的黄金艺术”和“金石学在陕西——追金”两大展览，分别以黄金和吉金（青铜）为切入点，展示了东西方文明如何通过贵金属器物构建信仰体系、规范社会秩序、完善人生礼仪。

她认为，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其根源在于贵重金属固有的物理属性，如稀有、耐久、光泽耀眼等，这些特质赋予了它们象征神圣与永恒的潜能。然而，更关键的是，不同文明如何将这种物质潜力转化为文化意义。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陕西在周秦汉唐时期是核心区域。该地区出土的长篇铭文青铜重器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同时也是金石学的重要发源地。成语“一言九鼎”、“钟鸣鼎食”等都反映了商周时期“藏礼于器”的思想，青铜器作为礼乐制度的载体，物化了国家秩序与宗法伦理。尽管青铜器后来逐渐从宗庙重器转变为日常用器，但其承载的礼制精神在明清时期的孔庙祭典中得以延续。

在世界另一端，希腊化时期乃至整个古代世界，黄金珠宝既是身体的装饰，也是正式场合的点缀。它们满足了服饰的实用需求，同时彰显佩戴者的社会阶层、官职、财富和权势。黄金珠宝也是女性重要的私有财产和嫁妆组成部分，在婚礼等关键人生礼仪中佩戴，具有趋吉避凶的寓意。黄金还被用于献祭，作为感恩的信物或祈求神明保佑婚姻、子嗣、健康。黄金珠宝随逝者一同埋入墓地，人们相信其永恒的属性能够确保灵魂不灭。

因此，东西方尽管选择了不同的贵金属，但基于人类共通的物质认知和精神需求，不约而同地将其作为承载信仰、划分等级、见证仪典的核心媒介。贵金属由此成为文明秩序的“物化符号”，这一共识构成了两场展览能够进行对话的逻辑基础。

华夏吉金与希腊黄金在使用方式、审美取向和制度表达上有何不同？

任雪莉表示，在共同的物质认知和精神需求基础上，东西方文明各自发展出截然不同的路径，这种差异性恰恰构成了不同维度文明间的对话。

在使用方式上，中国青铜器主要用于宗庙祭祀和墓葬礼仪，注重器物组合和空间布局，通过器用制度来体现礼制规范。西周青铜器常铸有长篇铭文，用于“纪功伐”和“颂祖德”，将文字与器物融为一体，使礼器同时成为历史记忆的载体。而希腊黄金则以贴身佩戴为主，花环、项链、耳环、戒指等首饰广泛应用于婚嫁、丧葬、献祭等人生仪礼，其使用方式更侧重于即时彰显个体身份。

在审美取向上，西方偏爱黄金与玛瑙、青金石、珍珠等宝石的搭配，崇尚华丽璀璨、贴身装饰的美学风格，强调材质对比和视觉冲击。而华夏自古尚玉，青铜器虽为吉金，其美学追求则侧重于造型的庄重、纹饰的神秘和铭文的厚重，呈现出内敛深沉的气质。这两种审美取向反映了东西方对“神圣”与“尊贵”的不同理解。

在制度表达上，希腊化时期，桃金娘叶或橄榄叶造型的黄金花冠仅贵族可佩戴，普通民众只能使用铅、锡仿制品，等级划分依据的是使用者的身份高低。中国青铜器也遵循严格的器用制度，例如列鼎制度，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士大夫五鼎；天子祭祀用太牢（猪牛羊全套），诸侯用少牢（猪羊）。

最后是制度的演进。希腊化时期黄金艺术展现了跨地域文化交融的活力，印度宝石工艺、埃及装饰纹样、希腊雕塑美学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希腊化金器风格，证明了文明互鉴对艺术创新的推动作用。而中国的青铜器则形成了一条内生、连贯、代代相承的发展脉络，从商周青铜重器，到宋代文人的收藏与仿制，再到明清孔庙的成套祭祀铜器，礼乐精神一脉相传，未曾断绝。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两大展览以“金”为媒，将两类贵金属文物并置于同一叙事框架，对理解文明的延续与交融有何启示？

任雪莉指出，“金石学在陕西——追金”和“文明以止——希腊化时期的黄金艺术”原本是两个主题不同、叙事各异的展览。但通过并置重组，将其提升为一个以“追金”为名的更大叙事格局，让吉金的厚重与黄金的璀璨同台对话，在并置中催生出超越单展的文明互鉴意义。

这种策划跳出了单纯的器物陈列，旨在打造兼具学术深度、人文温度与国际视野的文明叙事。其深层启示在于：

首先，文明因交融而创新。希腊化黄金艺术是多元文明互鉴的生动范例。亚历山大东征打破地域壁垒后，各地工艺、宝石材质、神话符号相互渗透，金器上可见希腊神话题材、西亚镶嵌工艺、埃及装饰纹样共存。这证明交流互鉴是文明保持活力的重要动力，封闭则衰、开放则盛是人类文明的普遍规律。

其次，文明因延续而绵长。华夏吉金承载的礼乐秩序，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精神的转化。商周青铜铭文被后世金石学者传拓考证，仿古铜器延续三代礼乐内核，祭孔仪式复现青铜礼器传统——器物、文字、精神代代相承，构成连贯而深厚的文明脉络。这种连续性使中华文明在面对外部冲击与内部变革时，始终保有稳定的文化内核。

最后，文明对话的意义在于“各美其美”。以吉金与黄金为媒介展开对话，并非为了评判优劣，而是在对照中同时看见文明的多样姿态与独特价值。当希腊黄金的璀璨光泽与华夏吉金的端庄肃穆交相辉映，我们既能读懂东西方先民藏于金属之中的秩序与信仰，也能清晰认知自身文明独特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延续而绵长，这或许就是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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