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王琛发：与三佛齐交往史打破“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刻板印象 - 必赢平台

今年热播的电视剧《太平年》中，观众们接触到了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三佛齐，也被称为“室利佛逝”。这个古老的海上国家，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直至明朝。室利佛逝（Srivijaya）的名称源自梵文，兴盛于唐朝初期，逐步发展成为南海丝绸之路沿线众多港口城邦组成的联盟。在剧中，它更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重要的海外贸易伙伴。这一情节引发了公众对三佛齐历史地位、其与中国唐宋时期关系以及文明互鉴的广泛关注。

针对这些问题，中新社“东西问”栏目专访了英国欧亚高等研究院主席、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王琛发。王琛发是一位长期致力于研究古代南海丝绸之路和华人聚落历史的专家。他指出，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交流历史，成功地打破了“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传统观念。

记者：许多观众是通过电视剧首次了解到“三佛齐”这个名称。那么，历史上的三佛齐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王琛发： 三佛齐（室利佛逝）的崛起始于唐朝初期。公元686年，室利佛逝的统治者阇耶那沙王（Dapunta Hyang Sri Jayanasa）通过军事行动和外交手段，促使苏门答腊南部大部分地区及周边岛屿的城邦达成盟约，为建立海上强权奠定了基础。到了公元9世纪下半叶至10世纪，室利佛逝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跨越南海丝绸之路沿线多个港口城邦的联盟体。

根据《宋史》的记载，三佛齐“所管十五州”，其疆域涵盖了如今泰国东南部海域，一直延伸至马来半岛东岸以南，以及马六甲海峡东西两岸，还包括爪哇西部和巽他海峡区域。这十五个联盟国家曾是中国古代文明交流和经贸往来的重要伙伴。三佛齐以港口为节点，以航道为骨干，通过控制从暹罗的克拉地峡、马六甲海峡的马来亚，到苏门答腊、爪哇一带的关键海上通道，构建了一个横跨中南半岛东西两岸的海洋网络。这个网络囊括了南海丝绸之路沿线的众多经贸据点，形成了政治和文化上的共同体。

其首府巨港（Palembang），曾是当时苏门答腊东南部南海地区最大的港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中转枢纽之一。来自东西方的商船在此汇聚，长途航行的船只在此停泊补给、进行维修，而短途航线则在各港口之间接力运行。《岭外代答》形容其为“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几乎所有通往中国的海上贸易都必须经过这个体系。

更重要的是，三佛齐不仅仅是“通道”，更是重要的“枢纽”。例如，乳香原本由阿拉伯商人运抵，然后在三佛齐集中，再转销往中国。这使得三佛齐既是重要的买家，也成为了一个再分配中心。这种转口贸易模式，使得沿线的“十五州”形成了一个利益共享的网络，三佛齐也因此成为“南海之中”的贸易中心。

三佛齐十五州联盟的各国散布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上，它们不仅与中国的海域紧密相连，也通过海陆交通与西域各国相接。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海上交往并非零散或间接，而是保持着持续且深入的多方联系。

记者：在唐宋这样的强盛王朝面前，三佛齐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双方的关系是附属国，还是平等的交往？

王琛发： 从表面上看，三佛齐确实处于“朝贡—册封体系”之中，与唐宋王朝存在这样的形式。但从实质上看，双方的关系更接近于一种基于贸易的平等往来。

关键在于双方的相互依存和贸易需求。中国需要来自南海地区的香料、药材等资源，而三佛齐则依赖转口贸易和对华贸易来获取财富，并掌握着进入中国市场的关键航道。因此，唐宋王朝都给予三佛齐特殊的优惠地位，积极维护其对华经济往来，同时也确保其主权不受侵犯，使得双方的朝野能够持续不断地进行互惠互利的交流。因此，“朝贡”更多地是一种礼仪形式，而非单向的从属关系。

史料记载显示，三佛齐是宋代时期与中国往来最为频繁的南海国家之一，共计出使28次。同时，中国通过“优赐遣归”的方式来维持其贸易吸引力，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双向的利益体系。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从未对三佛齐进行过军事干预。相反，中国通过册封、赠予等方式，帮助其巩固地区地位，客观上保护了三佛齐各国免受外部势力的干扰，维护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对稳定。例如，在唐朝开元年间，三佛齐遭遇困难时，唐朝并未改变友好关系，而是晋封了其王子为王，赐予大量物品，并授予“金吾卫大将军”的官职，使其在区域内拥有更高的声望。

因此，三佛齐与唐宋王朝的关系，应当被理解为实质上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之间的平等贸易和外交关系。

记者：三佛齐与中华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如何体现的？为何说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交流打破了“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刻板印象？

王琛发： 三佛齐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扮演了核心角色，它构建了一个稳定且高频的海上贸易网络体系，使得中国能够持续地融入古代亚洲的海洋世界。

在贸易方面，商人常常需要在三佛齐停留数月等待季风，长期的居住使得稳定的商业网络得以形成。这表明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通过海洋与外部世界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这种联系。例如，在东南亚地区出土了大量唐宋时期的钱币：在印度尼西亚占碑省发现了唐朝的开元通宝铜币，在井里汶的沉船遗址中则出土了数千枚南汉时期的铅钱。在海外沉船遗址中，各类日用瓷器更是数以万计。在往返的远洋航线上，商船更是通过货物交换，源源不断地输送香料、南洋土特产以及各类矿产资源。

除了生活用品如盆、碗、碟、罐、瓶等，史书记载的三佛齐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以及考古发现，还包括钟、鼓、玩具，以及用于控制磨墨浓度的滴水器（用于写毛笔字）。这说明两国之间长期形成了生活物质和生活方式上的文明互鉴，也构建了跨海相互依存的经贸市场，并拥有稳定的货币流通体系。

在文化层面，这种交流更为深刻。唐朝的义净法师曾在三佛齐长期学习，而金刚智、不空等高僧也经由此地传入中国，并逐渐成为汉传佛教的重要代表人物。不空更是密宗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还曾代表唐朝出访交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天文学、医学、工艺、航海等知识也随着海上贸易得到了互通传播。主持编制《大衍历》的唐代高僧一行法师，便是吸收了南海和西域的知识，并推动本土科技发展的典型代表。

因此，中原王朝与三佛齐之间的关系，绝非仅仅是简单的商业往来，而是一种长期、双向、持续深入的文明交流。这充分证明，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依托海洋与海外世界相连，融入了全球交往的格局，也打破了过去“中华文明是内陆文明”的固有偏见。

记者：在当前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三佛齐的历史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王琛发： 三佛齐的历史为理解当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首先，互联互通具有根本性的价值。三佛齐之所以成为海上枢纽，在于其控制了从南海到西域的关键海路沿线节点。这启示我们，畅通的海上通道对于区域繁荣至关重要。

其次，贸易互利具有持久的逻辑。无论是乳香的贸易，还是钱币的流通，都体现了区域贸易网络中多方共享收益的格局。

第三，文明互鉴具有深远的潜力。三佛齐与中华文明的互动，不仅体现在官方往来，也渗透到宗教、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这种“生活化的融合”更具持久性。

中华文明与三佛齐的交流历史表明，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基础上的平等伙伴关系是合作的前提。唐宋时期并未试图控制三佛齐，而是通过经贸和礼仪来支持其独立地位，这种关系反而更加稳定。这种相互尊重和包容的交往模式，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真正的区域合作并非依赖单方面的领导或制度的强加，而是植根于对彼此发展道路和治理选择的承认。当代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正是对这一历史智慧的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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