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郭中华：涉马边塞诗词何以成为新疆与中原交流的生动载体？ - 必赢

丝绸之路横跨万里，连接着中原与西域。这条古老的通道上，马不仅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更是贯穿千年的文化符号，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已然成为中华文脉中不朽的精神象征。

那么，以马为主题的边塞诗词是如何有效促进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动的呢？中国新闻社“东西问”就此对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副教授郭中华进行了专访。

记者：马与古代诗词之间存在怎样的深厚渊源？

**郭中华：**中国的马文化历史悠久，人与马之间亲密的关系是其重要特征。从古至今，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寻常百姓，都曾有大量爱马、养马的记载。

正因如此，马自然成为了历代文人墨客歌咏的对象。从先秦的《诗经》中“陟彼高冈，我马玄黄”，到唐诗中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再到宋词的“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以及元曲的“古道西风瘦马”……马始终是文学艺术长廊中不可或缺的意象。

在文人笔下，马早已超越了坐骑和交通工具的含义，成为精神的图腾、情感的寄托、人生的缩影；它是一个集时代脉搏与文人情趣于一体的复合文化符号，更是连接诗人与时代、个人与家国的文化纽带。

记者：为何说涉马边塞诗词有效促进了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动？

**郭中华：**首先，历代涉马边塞诗词是塑造和传播西域形象的重要窗口。

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因此开通，东西方交往的大门由此敞开，涉马文学也由此与西域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都记载了“西域出良马”。特别是大宛的“天马”，成为了西汉时期诗赋歌咏的对象。汉武帝创作的《天马歌》《西极天马歌》等诗篇，将西域良马神化为“天授神物”，赋予其政治和文化象征意义。这些作品标志着中原涉马文学将西域纳入了主流的叙事体系。

魏晋时期之后，民族迁徙频繁，西域与中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始终保持着。前凉在高昌设立郡县，中原的制度逐渐西传，同时西域的良马持续输入中原，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支撑。涉马边塞题材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曹植的《白马篇》中“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张华的《壮士篇》中“乘我大宛马，抚我繁弱弓”等诗句，虽然是泛泛而写，但“大宛马”和“西北驰”明确指向了地理方位，暗含着对西域方向的军事想象。

到了唐代，涉马边塞文学创作达到了顶峰。一方面，这得益于唐朝在西域设立安西、北庭都护府，建立了完善的驿传系统；另一方面，以岑参、高适、王维为代表的边塞诗人亲身经历西域，重新塑造了文人对西域的地理认知。尤其是岑参，两次亲赴边疆，深入西域腹地，创作了大量西域边塞诗，为后人树立了边塞写作的典范。他的诗句如“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马疾过飞鸟，天穷超夕阳”、“平沙向旅馆，匹马随飞鸿。孤城倚大碛，海气迎边空”，都描绘了西域以马为代表的地理风物。

唐朝之后，与马相关的边塞诗词创作依然绵延不绝。宋代的汪元量、陆游，元代的耶律楚材、丘处机，明代的陈诚、吴伟业，清代的蒋平阶、纪昀等，都创作了为数不少的边塞诗篇。

在这些涉马边塞作品中，马不仅是物质的载体，也展现了作者对西域边疆的描绘和情感的流露，更成为“帝国威德远播”的文学象征。诗人们以西域为背景，将马升华为国家力量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象征；西域的马匹、乐舞和军事活动，则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现实素材和艺术灵感，形成了一个“现实—象征—审美”三位一体的涉马文学体系。在这个文学书写体系中，一个自然风光辽阔壮丽、人文风情迥异于中原、异彩纷呈的西域形象，也得以成功塑造并广泛传播。

其次，从历史进程来看，涉马边塞诗词是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媒介。

随着涉马边塞文学的兴盛与传播，西域的乐舞，如龟兹乐、疏勒乐，以及与马相关的军乐、鼓角之声等，通过诗歌的形式传入中原的音乐体系，为涉马诗词的声律表达提供了新的艺术源泉。宋人沈辽在《龟兹舞》诗中写道：“龟兹舞，龟兹舞，始自汉时入乐府。”唐代十部乐中，就有五部源自西域。诗歌与胡乐的结合，使得涉马文学不仅具有文本性，更增添了表演性和仪式感，极大地推动了西域乐舞文化在中原军营和民间社会的广泛传播，甚至形成了长安“胡风”盛行的局面。与此同时，西域的各种习俗也日益渗透到中原士人的日常生活中。

随着往来西域的士人增多，中原的文化艺术也传入西域。尼雅和楼兰两地出土的大量汉文木简，吐鲁番出土的众多晋唐时期的文书，以及库车附近发现的大量汉文典籍，都是有力的证明。西域的汉语和“胡语”逐渐趋于通用，西域各民族中精通汉语的人不在少数。魏晋以后，西域民众研习汉文化蔚然成风。据《新唐书》记载，哥舒翰“好读《左氏春秋》及《汉书》”。岑参的诗句“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藩王能汉语”，以及耶律楚材所言“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妓拨胡琴”，都反映了这种文化融合的现象。元代更是涌现出大批文化素养极高的西域作家，如贯云石、萨都剌等，并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家族，如高昌偰氏文学家族、高昌廉氏文学家族等。

涉马边塞文学的广泛传播，还促进了西域马文化与涉马文学的兴盛与繁荣。在交通运输、生产贸易、民俗娱乐等各个领域，马的身影无处不在。以马为核心意象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益繁荣。中国的三大英雄史诗，都与西域的马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而在西域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文学创作中，马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记者：在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中，马这一文学意象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郭中华：**从历代涉马边塞诗词中可以看出，马这一文学意象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经历了一个逐步丰富和拓展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地域和民族中，马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各不相同。特别是对于以马背为生的民族而言，他们对马的情感寄托更为深厚。而这些文化特质，通过涉马边塞诗词的交流和融合，不断拓展着文人的想象空间。中原与西域涉马文学书写的交流互鉴与融合演进，不仅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更体现了多民族文学在历史长河中的互动共生，为中华文学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有力佐证。

在西域与中原长期的文学互动中，马作为独特的书写对象，已经超越了单一族群的界限，成为中华文学中连接中原与边疆、现实与理想、力量与精神的重要意象。它凝聚了游牧民族的奔放精神和中原士人的建功立业的志向，寄托着边塞的情怀和家国意识，成为见证西域与中原文明互鉴、情感联结的核心镜像之一，映照出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生，更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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