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郭伟：从故乡到宇宙：中国科幻为何带着“乡土”远行？ - 必赢官网

近年来，诸如《三体》和《流浪地球》等作品的成功，使得中国科幻文学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是，这些描绘宇宙文明、未来社会及技术革新的作品，却频繁出现故乡、家园、土地等意象，将“乡土”这一主题置于重要位置。“乡土”在此并非局限于乡村，而是涵盖了地方经验、故乡记忆以及家园意识等文化归属的复合概念。科幻作品着眼于未来，而乡土则植根于现实，两者看似有所分离，但中国科幻的发展恰恰证明，乡土不仅没有限制未来的想象力，反而为其塑造独特的“中国风格”并参与全球科幻对话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为何乡土在中国科幻中始终占据一席之地？

中国拥有悠久的农业文明历史，“安土重迁”的观念深深烙印在文化传统之中。土地不仅是生存的物质基础，更承载着家族、伦理和身份认同。同时，中国人的历史也充满了迁徙与重建家园的篇章，从古代的人口流动和边疆开发，到近现代的大规模社会迁移，许多人都经历过离乡背井、寻求归属的历程。正是在这种既根植于土地又不断远行的历史经验中，“乡土”逐渐超越了单纯的地理范畴，演变为一种文化记忆和精神寄托。因此，中国科幻中的乡土意象，往往并非静态的田园风光，而是与迁徙、生存和文明的延续紧密相连。

《流浪地球》中“带着地球去流浪”的设定，常被视为中国乡土意识中家园观念与文明延续理念的集中体现。面对太阳即将毁灭的危机，人类选择的核心并非抛弃地球、移民太空，而是推动整个地球踏上漫长的星际旅程。地球在此不仅代表着资源和环境，更承载着文明的历史积淀与情感联结。因此，人类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也要与地球一同远行。

这一叙事方式与许多经典的西方太空移民故事形成鲜明对比。在《星际穿越》及大量关于殖民其他星球的科幻作品中，当地球面临危机时，人类往往选择离开，寻找新的生存之地。无论是移民异星还是建造太空方舟，其核心逻辑都是告别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这两种叙事模式的差异，并非简单的优劣之分，而是源于不同的历史经历和文明观念所孕育出的未来想象。前者强调守护与传承，后者则侧重开拓与迁徙。《流浪地球》的设定，不仅是浪漫的乡土情结，更是一种关于文明如何延续自身的未来哲学思考。

未来想象并非凭空而来

事实上，“未来植根于现实经验”的现象并非中国科幻所独有。

科幻文学通常被视为最具全球视野的文学体裁之一，它关注未来，想象变化，并探讨整个人类的命运。然而，回顾科幻文学的发展历程，那些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未来想象，往往深深植根于具体的历史和地域经验之中。

1818年，玛丽·雪莱创作的《弗兰肯斯坦》常被视为现代科幻的开端之一。它所描绘的并非抽象的人类未来，而是工业革命时期欧洲社会对科学、理性及现代性的复杂情感投射。同样，H.G.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将时间推演至八十余万年后，人类已演化成新物种，但未来文明的废墟中映照的，仍然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现实困境。其未来世界并未脱离现实，而是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上对现实的延伸。

所谓的完全“去地域化”的未来想象，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科幻故事中的行动者，无论其代表何种意义上的人类，都来自特定的时空背景，并携带着独特的历史文化记忆和现实经验。世界各地经历着不同的现代化进程，也因此孕育出不同的未来想象。拉美、东亚、非洲等地区，都在以自身经验重塑科幻叙事。每一种乡土经验，都能够孕育出独特的未来想象。

因此，中国科幻中的乡土，本质上是中国社会经验、文化记忆和家园意识融入未来想象的途径。近年来出版的《故山松月：中国式科幻的故园新梦》一书，便专门收录了中国及华裔科幻作家书写的故土故事，读者可从中探寻科幻想象的根源所在。

“中国性”并非与“世界性”对立

在讨论中国科幻时，人们常常习惯将其与西方科幻进行比较。

海因莱因、克拉克和阿西莫夫等“黄金时代”的作家，擅长处理宇宙尺度的宏大主题，将文明演化、星际扩张与人类未来置于广阔的时空背景下。《三体》系列无疑继承了这一传统，刘慈欣本人也多次提及克拉克对其创作的影响。

然而，影响不等于复制。事实上，科幻文学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不断突破既有模式、创造新可能性的历史。从“黄金时代”到“新浪潮”，从“赛博朋克”到“丝绸朋克”，科幻始终处于持续演变之中。

科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科幻约典”（Megatext），它指的是由所有科幻作品长期积累形成的一套共享符号体系，包括术语、意象、叙事策略和未来想象模式等。每一部新作品在进入这一体系时，既继承了既有传统，也注入了新的经验和表达方式。中国科幻正是在与这一世界性传统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因此，讨论中国科幻的独特性，不应陷入“中国”与“世界”、“本土”与“外来”的简单二元对立。而应关注中国经验如何融入世界科幻的共享话语体系。中国自科幻诞生之日起，便深植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之中，其“在地性”不应遮蔽科幻文类面向未来、面向未知的根本属性。

从乡土走向世界

当前，中国科幻最值得关注之处，恰在于其如何将具体的乡土经验转化为具有世界意义的议题。

陈楸帆的《荒潮》是一个典型案例。作品中的“硅屿”充满了潮汕文化、宗族关系以及电子垃圾产业的地方特色。然而，它所揭示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沿海小镇的命运，更是全球资本、技术体系与生态危机交织而成的世界图景。地方经验由此成为观察全球问题的窗口。

在其新作《刹海》中，陈楸帆进一步通过多重视角展现了技术、资本与文明之间的复杂互动，将具体可感的地域经验延伸至更广阔的全球议题。地方不再仅仅是叙事的发生地，而是成为理解世界的重要入口。

同样，中国科幻的“中国性”也不应局限于龙、长城或神话元素等表层符号。真正的中国性，更多体现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认知结构中。青年科幻作家双翅目在其“四勿动物”系列中，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作为人工智能的设计行为准则，尝试以中国传统伦理资源来重新思考技术时代的人机关系。这种探索既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也回应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性伦理议题。

正是在这种深度融合中，中国经验转化为世界经验，中国性转化为世界性。从乡土出发，但不止于乡土；立足中国，但面向世界。

当中国科幻作品日益进入世界读者的视野时，人们看到的不仅是新兴的技术奇观和宇宙图景，更是来自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独特未来想象。中国科幻真正的生命力，或许正源于其将最具体的乡土经验，转化为全人类共同关心的未来命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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